由左到右,大姐;二姐;三姐;大哥;我。
不知何时,祖父母举家从万里望市向南迁至六十公里外的万岭村镇,并在那儿开荒垦土,种植橡胶树。
祖父不抽鸦片,只吸水烟。父亲皆无吞云吐雾之馋。记得有一回,为了应酬,父亲把对方递来的香烟点着了,但不把它放进嘴巴,只夹在拇指及中指间,待烟火烧到手指时,才仓促的把烟头丢掉。他惊慌失措的动作成为我们日后常提起的笑话。
年轻时期的父亲,受过中等教育,华文及英文,都难不倒她。我小学的英文,都由他督促及教导。
据述父亲年轻时,有一回因受不了父母的唠叨,愤然骑着脚踏车,从万岭镇沿着铁路北上廿公里外的金宝市。 在那儿,他遇到了一位朋友。 这位朋友问他何以从老远的地方跑来金宝。父亲答曰想找份工作。后经过这位朋友的指点,父亲终于顺利的进入政府部门成为一名文员,並事奉英政府,日本政府, 及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, 直到逝世为止。
1941年,日本煌军入侵马来西亚。英军兵败如山倒,不久后即举白旗投降。很幸运的,父亲並没有被新政府裁退,而给他另一个新任务,即是负责售卖鸦片。当时吸鸦片是合法的。人民只要成功申请到执照就可向有关政府部门买取。父亲任职的地点是在霹雳州南端的安顺市镇。
日治时,父亲曾经历了一次惊险万分的事件。事发当时,一名日本军官传召父亲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。通常,被传召的结果都会凶多吉少。当晚,父亲以悲伤绝望的心情把一切身后事给母亲交代清楚。第二天,来到了日本军官的办公室。军官指着一名被囚着的抗日份子,问我父亲可否认识他。父亲点头答曰认识。
“你怎样认识他的?你为何把鸦片卖给他?” 军官严峻地责问。
“我是通过卖鸦片而认识他的。我把鸦片卖给他是因为他拥有购买鸦片合法执照。” 父亲强作镇定地回答。
结果呢,父亲被释放了。过后父亲说,幸亏当时是遇着一位通情达理的军官,不然的话可人头落地了。
1945年,日本无条件投降,日军撤离,英军重回马来西亚掌握政权。这转变对抗日份子可说是不公平的。鬼子来了,英军夹着尾巴逃了,留下的,是抗日份子冒着生命危险为保卫国家与敌人搏杀,出生入死为国捐躯,到头来,胜利的甜果却让人尝了。这口气那能咽得下呢!结果,抗日份子与英政府闹翻了。抗日份子从此到处搞破坏。
一天,父亲在下班时间过后留下来处理文件。整间办公室就只他一人。突然间,他听到外面人声喧闹,急忙从窗缝往外一看。哗,不得了!一群抗日份子正朝着政府办公楼走来。父亲心想,这次他可完蛋了。不一会儿,有几位抗日份子闯了进来。领队的头目向父亲看了一眼,转身向他手下说,“这位是好人,我们到其他地方去。” 抗日份子离开后,父亲也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。过后,父亲一直想不起那个头目到底是谁。意想不到,父亲性情温和,平日善待别人,竟然无意中为政府保护了一大批官方文件。
好景不长在。1949年,政府推行裁员运动,而父亲亦不幸被裁。于是,父亲带着举家搬迁至怡保市的一个村庄 – 铁船路。那儿有一间先前买下的木屋,共有六间房,一个客厅,一个非常大的厨房兼饭厅。后院有厕所及浴室,还有一口井。后院篱笆外还有一条小河,河水不深,但河堤很高,我曾经在此河里发现过鳗鱼呢! 屋子前院两旁各有一棵橡胶树。每逢干旱季节,橡胶果成熟了,就会自动爆裂并把核里的三颗橡胶子弹出。年幼的我们就会跑出去拾橡胶子当玩具。
话说当年父亲被裁后,母亲肚子里恰好怀着我。九月尾某一夜,亥时,我出世了。(亥)跟(害)字同音,对父亲被裁的事实,多多少少也会把我的亥时扯上关系吧!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,阿姨把三姐带回去《贞德朗》新村抚养。
父亲在家无所事事,就做了两张有靠背的长椅子,其中有一张,曾负起了无限重任。60年代尾,它每晚都见证大姐和大姐夫恋爱时坐在它身上轻言细语,毫无怨言。它坚守岗位,默默地陪着我们整整卅多年才告老退休。
守得云开见明月,不久后,父亲重新找到工作了。可笑的是,这份工作尽然还是政府公务员。薪水呢,是以新人起薪算,很少。总之,少入息好过无入息。新工作地点在太平市,于是,我们举家从怡保搬迁至太平,並入住位于太平湖街的一间‘皇家楼’。这‘皇家楼’靠近风景如画的太平湖,屋前亦面向举国闻名的太平华联学校。
父亲在太平工作了一段时期后,有一天,他上司发现到父亲原来是老职员,于是为他平反,结果呢,父亲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追算金,薪水也增加了不少。
1955年,父亲被调往霹雳州北部的宜力小镇。为了省却孩子们转校的麻烦,父亲单身匹马北上,母亲带著我们兄弟姐妹五人,搬离‘皇家楼’,而迁入一间店屋楼上的后房。这间店屋位于马结路,店主姓温,在楼下开打铁铺。店主夫人是我母亲的结拜姐妹,我们都称她为香姨。
每天晚饭后,我们兄弟姐妹们都会结伴去太平湖公园。在夕阳的陪伴下,我们互相追逐,我们比赛爬皇家山,有幸的话,偶尔还会寻找到洋人打高尔夫球后留下的高尔夫球球托。
宜力的皇家楼位于森林边,环境幽美。屋子前面隔条马路是森林,听说曾有人在那儿见过野象呢。屋子右边有一小溪,溪旁有一棵树。有只小鸟在树上筑巢繁衍下代。幼鸟学飞时,不小心从窝里跌下。我们把它拾起並放回窝里,最后,幼鸟终于成功飞走了。屋子的后面呢,有很多“巴固”(蕨)树。我们心血来潮时就会跑去采它的嫩叶回来给母亲炒来做菜,味道可不错呢!不过,那个地方有很多水蛭, 下雨后,还是少去为妙。
通常,父亲放工后,会带我们去草场看人踢足球,幼小的我,对足球没有兴趣,只好奇地望着三五成群,身材矮小,头发曲卷,皮肤略黑,衣着极少的男女老少原住民们。
宜力还有一个令我难忘的地方,就是宜力吊桥。父亲曾经带我们到那边照相。吊桥窄小,离河面很高,当时,河里还有一位原住民在捕鱼呢。
宜力吊桥留影
1956年,父亲成功申请调回太平工作。我们又再次搬家了。这次,是搬去火车站路的一间三房式的‘皇家楼’。这间屋子可美了。前面的花园,种了很多花草树木,其中有一棵《米子兰》树,最令我喜爱。屋旁,分别有一棵红毛丹树及芒果树,还有很多木槿花树。屋后呢,隔着一条大水沟,是华人体育会。
摄于火车站路‘皇家楼’前的花园
父亲的办公室在太平湖畔,是一间两层楼的英式建筑物。父亲的部门负责批准及发出售卖米的执照,简称米牌。在当时,商家卖米是必须先向政府申请执照的。
父亲工作的办事处
一天,我们姐弟几人路过父亲办事处,于是顺便走进去找父亲, 准备和他放工后一起回家。当时父亲正忙着为商人办理米牌申请手续。其中一商人得悉我们的身份后,竟然给了我们几角钱。回到家后, 不得了了,父亲大发雷霆,把我们臭骂一顿,还罚我们以后不准踏足他的工作地点。
父亲整世人就是那么的清廉,清清白白的做人,规规矩矩的生活,直到去世时还是两袖清风。
据说年青时,有一次,一班损友带他去喝酒,接下来嫖妓。损友们把他及一名妓女推入房后就各自寻乐去了。父亲在房里可急了,怎末办?他叫那女的先上床,自己则在抽屉抽出纸和笔,涂写了整个晚上,直到天亮,然后把那女的叫醒,促她立刻离去。
父亲很喜欢吃梅菜。若久未嘗到,他就会亲自去杂货店买回来给母亲烹调。饭桌上,他对『饭桌礼貌』的要求非常高, 一不对,他的筷子就会拍下来,我的手可中招多次呢!
父亲很疼爱小我五岁的弟弟文祥,时常逗着他玩。父亲也时常讲故事给我们听,尤其是《洛阳桥与夏得海》 及《李文古的典故》,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脑海中。
1958年中旬,趁着学校假期,父亲准备携带着我搭下午四点卅分的火车南下怡保办些家事。那天是星期六,父亲中午下班后回到家里吃午餐, 收拾行李,看报纸,然后睡个午觉。四点了,父亲还没醒来。母亲有点着急了,吩咐我把父亲叫醒。父亲醒后看下时间,自己也吃了一惊。但慢条斯理的他,还是慢吞吞的换衣,喝水。最后,我们终于出发了。我们一步步地走向火车站,还有大约两百米就到火车站了。忽然,我们听到身后火车隆隆的声音,呀!火车到了,火车超越我们了,火车进站了。父亲开始跑,我也紧紧跟随着。出门遇贵人,刚好有一好心陌生人驾车经过,话不二说,停下车打开车门,就毫无条件地把我们载去火车站。
太平火车站还保存着原有的样貌
1959年,父亲发觉颈部有一硬块,便到医院进行检查,结果被证实患上甲状腺癌。父亲被安排进入医院留医。经过了两次的大手术,父亲身体显得衰弱,体重也降至80磅。
同年阳历十一月十四日(农历十月十四), 我也忘记了是谁在我上课时把我从学校接回家。听说,父亲的病突然转急。家里出奇的静,没有人在讲话。母亲不在,该是去了医院吧! 这时,香姨来了,大喊大姐的名字。大姐应了,然后香姨接着说,“妳爸爸没有了”。大姐听后放声大哭。当时只有十岁的我,还不是很明白什么是“没有了”,还奇怪大姐为什么会哭呢,但一种不祥的意感已涌入了我的心头。
父亲的遗体终于躺在棺木内被送回来, 摆在屋前空地临时所搭起的帆布棚里。唯一的姑姑及姑丈也赶来了。当晚,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,即是当客家籍的斋姑们即将开坛做法事时,忽然间,晴朗的天空竟然转变成狂风暴雨,布棚其中一角也不胜其负的倒塌,把其中之一的斋姑压伤。
就这样,父亲永远离开我们了。过后,我们也搬离太平而回到怡保铁船路的家。